标 题:大国之魂(9)
第十二章 松山大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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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一九四四年春天的中国战场,日本强盗到处都在发动进攻。太阳旗伴随浓烈的硝烟和侵略者的胜利欢呼在中国的废墟上冉冉升起。强盗们烧杀奸淫,无恶不作。中国国土继续沦丧,人民大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如果仅从中国战场的局部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为眼前这个前景暗淡的战争图画感到悲观失望。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得更远一些,投向中国西部,投向东南亚,太平洋,以及整个欧洲,我们便没有理由不感到极大的振奋和鼓舞。因为在全世界,盟军到处都在反攻。而在怒江东岸地形险恶的大峡谷里,在缅甸北部重崖叠嶂的丛林地带,中国士兵正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向日本侵略者发起一场规模巨大的战略大反攻。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一笔由中国人抹下的亮色。历史将永远载下这壮烈的一笔。
五月,赤日炎炎的滇西保山。
正当二十万穿草鞋的中国士兵陆续渡过怒江并向盘据在山头上的日军阵地进攻时,在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的大房子里,空气却突然变得紧张起来。那些平时很神气的副官们个个变成了惊弓之鸟,连参谋长也远远的躲进参谋部不肯露面;没有人敢大声说话,或者高声喧哗。
因为代总司令卫立煌上将正在大发雷霆。
卫立煌,字俊如,又名辉姗。安徽合肥人氏,二级陆军上将。卫立煌出身贫寒之家,早年追随孙中山,是孙中山卫队的一名贴身卫士。经过半生征战,终于成为国民党赫赫有名的“五虎上将”之一。这对于既无后台又非黄埔嫡系出身的杂牌军将领来说,实在是一个不多见的奇迹。
卫立煌同蒋介石及中央军何(应钦)系,陈(诚)系均有较深的矛盾。作为一名旧时代的军人,他既不满国民党,又离不开国民党。中央军排挤他,他便靠拢共产党,蒋介石感召和起用他,他又卖力为蒋介石打仗。这样,他就注定成为一个被时代造就的反覆无常和大起大落的悲剧性人物。
据一九八八年出版的《卫立煌列传》载∶卫在三十年代即与共产党有秘密往来,他曾经从延安要来一名机要秘书留在身边,并提出过入党要求。一九三七年山西忻口战役是卫立煌同共产党人第一次合作,朱德称他为“忻口战役中立下大功的民族英雄”。蒋介石得知后非常生气,后来借故让他在家里坐了两年冷板凳。后起用他担任远征军代总司令,就是意在以观后效。一九四七年卫立煌出任东北“剿共”总司令,成为中国内战中最大的战犯之一。一九五五年卫从香港返回大陆,担任政协常委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卫立煌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从昆明附近推进到距怒江前线不到五十公里的保山县马王堂镇。他命令下属各集团军及各军、师、团依法效仿,将司令部逐次前移,这样既能减少通讯联络上的障碍,又便于各级指挥官深入前线和指挥作战。
五月初,各部队依照命令隐蔽到达指定位置,进入攻击状态。美军方面亦于四月二十九日成立Y军野战司令部,随同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行动。至怒江战役打响之前,美军直接投入参战人员已达三千余人(不含空军),其中包括野战医院,流动外科、工兵营、炮兵团、喷火培训队等。
为了保证战役取得胜利,美军还为各集团军配备了大口径榴弹炮、山炮、机关炮和火焰喷射器,并在澜沧江和大理洱海对中国工兵部队进行了半个多月的模拟渡江作业训练。这样,虽然战争上马相当仓促,但是中国人占有火力装备和人数上的绝对优势,日本人的防线就没有理由不在中国军队的打击下崩溃瓦解。
然而战争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未知数,你明明以为答案应当是这样,它却偏偏变成了那样。
对于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日上午发生在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的那个意外情况,作战部情报处中校处长林逸时先生后来是这样回忆的∶
“当时形势对我军不利。渡江作战已经进行第十天,一线部队进展甚微,日军且有反攻趋势……大约上午八点多钟,美军G2部伯丁上校派人送来一份缴获的紧急情报,并附有一张怒江东岸日军防卫兵力部署图表。我看过后感到吃惊不小,因为日军这个部署毫无疑问是有明确针对性的。按照计划,我军进攻分为左右两翼。左侧松山、龙陵由一个军佯攻,目的是分散和牵制敌人,右翼腾冲才是主攻方向。主攻集团为第二十集团军,第十一集团军担任增援。日军似乎早已洞悉我军部署,将第五十六师团主力三万余人全部集中在腾冲高黎贡山一线,利用险要地形频频反击,致使我军攻击受挫,伤亡惨重。”
“我将情报火速呈送卫长官。卫长官看完情报,脸色铁青,一拳砸翻了桌上的作战沙盘……我从来没有见过长官发这么大的脾气。”
攻击部队屡屡失利,增援部队堵在峡谷里进退两难;炮火施展不开,飞机无法投弹……日军却占据山头,居高临下地大量杀伤中国军队。开战头一周,中国军队伤亡近万人。六月雨季将临,一旦天降大雨江水陡涨,中国军的攻势势必自行瓦解。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怒江战场。如果二十万中国大军对区区三万日军尚不能取胜,那么失败的影响必将迅速波及到缅北、英帕尔和整个东南亚。日本人完全有可能乘胜挺进,直取缅甸、印度,进攻昆明、贵阳、重庆,那时候亚洲战场的“多米诺骨牌”就会因为一个小小的怒江战场而发生难以预料的倒坍。
泄密事件在远征军高级将领中引起极大震动。究竟是谁并怎样把机密泄露到日本人那里去的,这个谜底直到一九七三年才被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出版的《缅甸作战》揭开。卫立煌认定重庆方面出了奸细。
卫立煌毕竟是一名真正的军人。他不同于何应钦、陈诚之类政治军人的根本之处在于∶军人面对战争胜负,政客面对利害得失。他连夜招集两位集团军总司令紧急商议对策。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陆军中将,时年仅三十七岁,人称“鹰犬将军”。宋是黄埔一期出身,委员长嫡系,颇有御前大将军的威风,因此失常不免拥兵自骄。但是他没有想到仅仅过了五年就在大渡河折断翅膀,做了共产党的俘虏。宋先生一九五九年首批获得特赦,后来当选全国政协常委,晚年获准移居美国,享受儿女清福。
同是黄埔一期出身的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命运却大不一样。他在抗战胜利后接替杜聿明坐镇昆明,派兵镇压学生运动,枪杀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教授,后病死台湾,落得遗臭万年的可耻下场。
远征军总司令在取得两位集团军司令官的一致同意后,立即责令参谋部变更原来的进攻计划。他亲自带著新起草的作战方案直飞重庆面见蒋介石。新方案拟利用日本人将兵力集中于右翼的部署,将后备队第十一集团军军隐蔽地调往左翼松山,对松山和龙陵发起总攻击,控制滇缅公路并切断腾冲日军退路。这样,以二十万优势兵力同时两面进攻,使敌人首尾不能相顾。蒋问∶敌前变更部署,关系重大,谁能负责?
卫答∶如果失败,卑职愿领罪责。
新方案很快得到美军野战司令部赞同。多恩准将表示,将出动更多作战飞机予以支援。
五月二十五日,调动部队的命令下达了。第二十集团军继续摆出攻击姿态迷惑敌人,第十一集团军所属三个军则沿怒江东岸向左翼战线秘密运动。所有部队车辆均在夜间行军,不得开灯或暴露目标。这一重大军事行动几乎瞒过了日本人的耳目。后来当“芒市一号”的侦听电台发现松山对岸老六田一带的通讯信号突然增高时才引起警觉,但是毕竟迟了一步。
六月一日,第一批中国士兵出现在松山阵地面前。紧接著,潮水般的中国大军继续向怒江西岸的松山、龙陵和滇缅公路沿线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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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为龙陵县境内第一高峰,属横断山脉南麓,海拔两千六百九十公尺,它突兀于怒江西岸,形如一座天然的桥头堡。扼滇缅公路要冲及怒江打黑渡以北四十里江面。易守难攻,地势极为险要。
自从一九四二年日军长驱直入占领怒江西岸之后,松山的战略地位就变得尤其重要。它不仅牢牢控制了滇缅公路,而且掌握著怒江战场的主动权∶进可攻,退可守,还与腾冲,龙陵形成犄角之势,互相呼应。登上主峰子高地,勿须借助望远镜便能将东岸婆海山敌军阵地尽收眼底。平时云开雾散,每个标准视力的人都能清楚地望见峡谷里那架折断的怒江大桥(惠通桥),还能看见滇缅公路保(山)龙(陵)段八十八公里长的灰色公路好像带子一样在两岸山间绕来绕去。美军飞机获得的航测资料表明,日军设在松山阵地上的一一五榴炮群至少可以将两岸一百公里路段完全置于炮火控制之下。因此松山又被美国报纸称为“滇缅路上的直布罗陀”。(见美国驻华新闻《怒江战役述要》)
松山既为兵家必争之地,因此敌我双方都高度重视。远征军最初将腾冲选作主攻方向,其中就有考虑松山易守难攻的因素。
驻守松山之敌为日军第五十二师团下属腊孟守备队,指挥官金光惠次郎少佐。该守备队配备强大火力,计有一一五重炮群、反坦克速射炮、高射机枪、坦克等。兵员共计一千二百六十名。
腊孟(日方译作拉孟)是松山大垭口下面的一座村寨,“孟”在傣语中是平坝的意思。环山而上的滇缅公路即穿寨而过通往龙陵。金光少佐的司令部就设在腊孟街上。
早在一九四三年初,日军在太平洋上连遭失利之后,松山就已被日本战略专家深谋远虑地设想为支撑滇西和缅甸日军防卫体系的重要据点。日军第十五军司令部专门从缅甸调来一支工兵部队,另外从泰国、缅甸征集大批民工(为保密不用中国人)昼夜施工,苦心经营年余始得完成。松山工事完全按照永久性作战需要构筑,极为复杂坚固,甚至连坦克车也能在地堡里开进开出,活动自如。
日本缅甸派遣军总司令河边正三中将,第十五军新任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中将和第五十六师团长松山佑三中将都曾亲往视察,现场观看重炮轰击和飞机轰炸试验。试验表明,数枚五百磅重型炸弹直接命中亦未能使工事内部受到损害。司令官们对此极为满意。
河边总司令在写给南方军总司令的报告中称∶“松山工事的坚固性足以抵御任何程度的猛烈攻击,并可坚守八个月以上。”(见《缅甸作战》)
值得一提的还有日本官兵的军事素质和战斗精神。
抗战胜利后,一位名叫方诚的国民党将领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一本名叫《八年抗战小史》的书,意在总结经验,明辨得失。该书于一九四六年在昆明出版,受到陈诚、李根源等国民党元老的高度肯定。方先生列举二十三大条对中日两军进行详尽比较。
比较结果,除“领袖英明”和“全民抗战”两条外,日军竟有二十一条优于华军。例如第二条∶“敌中级以上官佐,其战术修养比我高一至二级,下级军官比我高二至三级;至士兵素质,我简直不能与敌相比。”又如第十三条∶“独立作战精神;我军一连有时尚不能独立作战,敌兵一班甚至一名,担任搜索、掩护与阻击时,常能发生很大效用。第一次南宁作战,我军追击数师,因受敌一班掩护之兵力,而迟滞数小时前进。”
结论∶“就作用而言,敌兵可望以一当五、当十,我军若无五倍十倍优于敌人,则不能歼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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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远征军左翼战线的攻势是在三十架美军“B-29”对松山的狂轰滥炸中拉开序幕的。
一九四四年六月一日凌晨,第十一集团军一个加强师强渡怒江,随即开始仰攻松山。据侦查报告,松山守敌约有三、四百人,火炮五门,机枪十余挺,以腊孟寨、大垭口、阴登山、滚龙坡和松山主峰子高地等处为主要阵地。考虑松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宋希濂命令第七十一军二十八师主攻松山,以该军另外两师绕过松山进攻龙陵,切断龙陵之敌对松山的增援。
若以兵力论,中国军约为日军三十倍,另有两个整编军随时准备增援,取胜当万无一失。
因此第七十一军中将军长锺彬亲随第二十八师渡江督战。
战斗一开始,仗著炮火和空中优势的中国军便气势汹汹地扑向腊孟寨外围山头。锺军长从望远镜里看得清楚,他的穿土布军装的士兵猫著腰,好像灰色的蚁群顺著山谷和山坡的缝隙慢慢蠕动,渐渐接近敌人阵地。山大,坡陡,飞机和大炮早把腊孟寨犁成一片焦土。士兵们端著枪警觉地前进,或匍匐,或跳跃,或不断鸣枪壮胆。
他们等待敌人出现。
五百公尺,敌人沉默著;两百公尺,敌人仍然沉默著。越接进山头,这种沉默越发显得阴险和不祥。
莫非敌人在耍什么花招?锺军长头脑中刚刚闪过一丝疑惑,立即被自己否定。无论如何,敌人只有一支小小的守备队,难道三、四百人能够打败一个师加上飞机大炮的进攻么?
锺军长身经百战,对自己的战争常识深信不疑。
敌人的出现不幸打破了中国将军的乐观信念。
地雷爆炸。手榴弹爆炸。阵地上腾起的黑烟吞没了士兵灰色的身影,无数烟柱此起彼落,死亡的阴影渐渐遮没了天空。
机枪响了。不是十挺,而是五十挺,一百挺。机枪、小炮、掷弹筒从隐蔽的地堡中喷吐火舌,交叉射击,强大的火网笼罩著灰色的人群,将他们纷纷抛入血泊和死亡中。
仅仅一刻钟,第一轮进攻即告失败。主攻团一营只退下来一排人。正副营长均陈尸山头。
若非亲眼所见,锺军长怎么也不会相信这样的事实,即日本人眨眼工夫就把他的部队赶下了山。于是第二轮炮轰之后,更大规模的进攻又开始了。
然而进攻依然失败。
锺军长被激怒了。不仅激怒,他更因失败感到惊恐不安。因为在军长背后还有一双双更加严厉更加冷酷的眼睛∶集团军司令官,远征军总司令,直至委员长都在注视著松山,注视著强大的第七十一军在敌人区区一支守备队面前一败涂地,溃不成军。
锺军长并非不能容忍自己部下打败仗,他不能容忍失败带来的后果。
松山,难道你注定要给第七十一军带来灭顶之灾?!
疯狂的冲锋又开始了。第二十八师在军长亲自督战下,各团各营轮番投入进攻。各级长官层层督战,士兵们被督战队的枪口逼迫著,好像一群群面如死灰的囚犯,硬著头皮冲向日本人的火网。有时白天打下一座山头,夜晚又被日本人夺回去,漫山遍野躺满了中国士兵的尸体。
失去理智的冲锋使士兵感到无比恐惧和绝望。与其曝尸荒野不如自己捡条活命,于是成班成排的逃兵出现了。他们或遁迹山林,或乘夜间泅水逃回内地。初战半月,第二十八师伤亡达三千人,逃亡近一半,剩余部队军心涣散,攻势日衰。
司令部闻讯,急调第六军新编三十九师增援,亦遭伤亡。月底,两师人勉强攻占腊孟寨,日军遗尸百余具。
至此,锺军长才确实获悉∶日军守备队共有兵力一千二百余人,附火炮数十门,机枪百余挺,另有坦克若干。
大吃一惊的锺军长一面将情报火速上报,一面命令按兵不动。于是松山前线阵地就出现短暂的平静和对峙局面。
右翼战线,松山佑三师团长发现中国军已经转移兵力,突然对松山、龙陵大举进攻。经过短暂踌躇,终于决定留下一个联队固守腾冲,自己匆匆率领师团主力驰援左翼。同时,驻守芒市、遮放、畹町和腊戍沿线的日军第二、第三十三师团也接到河边总司令的命令,沿滇缅公路向龙陵进发。日军的战略意图是∶一举夹击并消灭龙陵城外的两个中国师,然后在松山将中国远征军左翼击破,最后在腾冲围歼中国军右翼,实现怒江大捷的战略抱负。
正在龙陵围城的第七十一军两个师本已攻入城中,眼看再有一两日便可大功告成。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敌人援军突至,只好慌忙退出城外,像刺胃一样缩起身体,在公路沿线山头掘壕固守。卫立煌总司令意识到形势严重,给两名师长下了死命令∶战至一兵一卒,不许后退半步。
由于松山据点始终像根鱼刺那样牢牢卡住滇缅公路的咽喉要道,中国军队急需的粮食弹药后勤物资均要依靠人力骡马经由山间小道运抵松山和龙陵前线,因此前线供应时时发生危机。六月中旬,滇西雨季来临了。昼夜之间,到处山洪暴发。怒江江面比平时涨宽一倍。交通断绝,山道泥泞,民夫骡马均不能行,美军飞机亦无法起飞。前线作战的军队失去后勤保障,好比飞机舰船没有了动力,一时军心动摇,功势颓缓。士兵们蹲在光秃秃的战壕里,怀抱步枪,日夜听凭大雨浇泼,苦不堪言。有时实在耐不住饥饿,就满山遍野去寻觅充饥之物。伤员运不下来,只好听其自然死亡,痛号呻吟之声到处可闻,其状甚惨。
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对此忧心如焚。他们明白,如果暴雨再持续十天半月,中国军队的攻势将自行瓦解,全线崩溃将不可避免。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司令官担心的不可收拾的局面终于没有出现。头场暴雨只下了一周便有了二三日好天气。怒江上空雨驻云薄,时隐时现的阳光将深山大谷照耀的满目青翠。大雨暂时洗刷了战场上的硝烟气息,使人感到一派清新气象。数千民夫和骡马队抓紧起程,大批美军机群迅速飞临前线阵地进行空投。
这样才暂时缓解了前线四个师濒临崩溃的危险局面。在空投过程中,一架美军飞机由于飞得过低不幸被敌人炮火击中,机上六名人员全部遇难。
长官部的人们虽然喘出一口大气,但是威胁依然存在,日军随时都有可能吃掉龙陵两个师然后会师松山。于是卫立煌急令后备队第二军、第八军渡江增援。第八军接替攻打松山,第七十一军和第六军各一师偕第二军经小路绕道增援龙陵。
至此,中国二十万大军全部投入战场,方圆百里的怒江前线呈现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战争场面∶左翼龙陵松山,中国三个半军与日本三个师团紧紧咬在一起,枪炮昼夜不息,大地硝烟弥漫,阵地犬牙交错,攻防互有胜负。右翼腾冲,中国第二十集团军六个师围攻日军一四八联队,日军顽强抵抗,寸土必争。
对处于劣势的日本人来说,战争能否取胜的关键在于松山。松山是内线,是钉子,是支撑胜利的据点。松山不守,腾冲龙陵则无依托,怒江防御体系的三角支点就将瓦解,把敌人各个击破的战略设想也将化为泡影。
对人数占优势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在天时地利上明显处于不利,背水一战,交通受阻,大雨滂沱,进攻困难。松山据点正好是插在心窝上的一把匕首,它的战略作用是把中国大军分割成彼此孤立的三块,至使龙陵方向的中国军队首尾不能相顾,始终处于被动挨打和岌岌可危的境地。松山不克,腾(冲)龙(陵)之师都成孤军,随时有被敌人各个击破最终导致全线崩溃的局面。松山若克,则满盘皆活,三处战场连成一片,后续部队及物资便能源源投入战略大反攻。
这样,松山就必然成为战争双方拼死争夺的焦点和取胜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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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军原为中国远征军总预备队,驻昆明。军长何绍周,是军政部长兼总参谋长何应钦的侄儿。何氏虽然身为中将军长,实际并不特别擅长打仗,又尤其不擅长与日本人打仗,因此每有战事或遭遇激烈战斗,便将前线指挥权慷慨交与副军长李弥,自己蹲在第二线掩蔽部里坐山观虎斗。
李弥,号文卿,又名炳仁,云南腾冲人氏,农民家庭出身。该员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一九二四年投笔从戎,在滇军里做勤务兵。二十年戎马生涯,历经大小百余战,终于官至少将副军长兼荣誉第一师师长。当然,少将副军长决不是李弥的最高理想,如果说中国的何绍周们是依靠皇亲国戚裙带关系后门后台轻而易举取得高位的,那么平民出身的李弥们便只有依靠自己的努力∶功劳、汗水、忠诚、狡诈,以及察言观色、忍辱负重、卖身投靠、铤而走险等等来实现。
总之,李弥们付出的终归比得到的多得多。
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怒江大桥修复通车,第七十一军转攻龙陵,由第八军接替进攻松山。五日,远征军直属炮团及军、师炮群百余门大炮一齐轰击,掩护第八军三个步兵师从四个方向向松山阵地轮番进攻。
腊孟以上,即大垭口、阴登山、滚龙坡、子高地等处,山势更陡,敌人工事更加坚固隐蔽。数以万计的中国士兵冒著大雨和敌人枪炮,手脚并用跌跌撞撞在山谷里攀登。泥泞的山坡好像泼了油,士兵们既要留神脚下摔交,又要提防头顶上长了眼睛的机枪子弹,真是两面受敌,艰苦异常。
日军利用恶劣天气频频发起反击。他们完全不惧怕数十倍的优势敌人,心理上没有负担。他们或以逸待劳,准确射杀暴露于开阔地的中国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或者派出小部队,携带掷弹筒、手榴弹和迫击炮,隐蔽出击,一顿猛轰将敌人赶下山去。
接连几日,第八军进攻受阻,伤亡官兵六百余人。各师奉命待命一日,在山下修筑工事。
次日夜,荣一师荣三团一部约两百人乘夜悄悄突入敌主峰子高地,试图中心开花,打乱敌人阵脚。不料立足未稳即遭到包围,始知上当。这一夜,山上枪炮声喊杀声终夜不息,黎明时分,仅有两名伤兵爬下山来,据伤兵称,子高地中央乃一大地堡,四周簇拥无数小地堡,火力网四面交叉,密不透风。堡与堡之间且有掩蔽沟壕相通。有人曾一度接近大地堡,听到地堡里有日本女人唱歌。
此后数日,飞机再炸,大炮再轰,将松山大小山头反覆犁过数遍,有的地方焦土深达几公尺。
然而第八军的进攻依然收效甚微。
面对坚如磐石的松山阵地,中国军除了死伤累累,几乎无计可施。李弥心一横,将指挥所搬上前沿阵地,亲率参谋长及美军顾问到主攻团督战三日,方才幡然省悟。他在作战日记中留下后话云∶
“……攻打松山,乃余一生之最艰巨任务。敌之强,强其工事,堡垒、火力。若与敌争夺一山一地得失,中敌计也。须摧毁其工事,肃清其堡垒,斩杀顽敌,余始克有济。”
也就是说,松山之战不应以占领山头为目的,而必须将敌人堡垒逐个予以摧毁,消灭其有生力量,最终始能大功告成。
至此,第八军官兵伤亡已经超过两千人。血的代价终于换来中国将军对战争艺术的重新认识和深刻反省。
《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六章第三节载∶
“七月二十四日,阴云浓雾,步炮协同困难,未能扩张战果。而敌乘雨之际,猛扑丙丁高地,第三○七团副团长陈伟及第一营营长刘家骥与敌鏖战负伤……”
公元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上午,昆明地区天气晴朗晨雾尚未散尽,阳光温煦地洒进窗来。以逾花甲,面庞清□的陈伟先生坐在市政协办公室里,接受作者采访。
“我是广州人,南京黄埔十期毕业,打松山那年二十九岁。当过士兵、二等兵,至副排、连、营、副团。中校。老婆孩子扔在广州沦陷区。部队一律不带家属。”
“打日本跟打内战不同,但是从打仗的角度讲是一回事。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兵就得打仗,命令下来,不管是谁都得打……你问现在对日本民族怎么看?我想他们是有罪的,他们并没有承担战争责任,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永远忘不了这个事实”
“他们必须对中国作出赔偿……政策是一回事,感情是另外一回事。”
“每团都有美军联络参谋组,军部设有参谋团。一九四三年在云南文山驻防,办军事干训班,由美国军官训练排以上干部和特种兵。效果不大,连排长习惯按照自己的方法带兵。”
“战斗前一般要进行短期的精神训化,启发士兵的爱国觉悟。团部设政训处,有政训主任,连部设政治指导员,后来撤销,改设副连长,负责对士兵进行时事政治和抗日救国教育。”
“渡江第一阶段,我军进攻基本上是失败的,伤亡很大。日本人不仅工事坚固,而且非常隐蔽,即使我军占领了表面阵地也无法立足,因此军部决定改变战术,一个地堡一个地堡地掏,将包围圈一点点收拢。这样看上去虽然进展缓慢,却很有效果,敌人消灭一个少一个,所以到七月下旬,我军阵地已经稳步推进到离主峰子高地不到五百公尺的阴登山,大垭口和黄家水井一带。”
“我是在指挥攻打黄家水井时负伤的。当时我隐蔽在一棵树椿后面观察,大约被日本狙击手发现了,于是几颗枪榴弹就接连在我身边爆炸,其中一颗直接命中树椿,将我头部和大腿炸伤。日本兵枪法好,狙击手特别多,狙击手往往都用步枪和枪榴弹。枪榴弹比手榴弹厉害,抛得远,准确性高,瞄准射击,对付步兵比迫击炮还管用。日本士兵素质比我们好,训练有方,听说他们都是志愿兵,没人强迫,所以经得起打硬仗。”
“据我个人所知,国民党军队里没有督战队,也许只是我所在的部队没有。荣一师攻下子高地,被敌人反攻,李弥急了,亲自率领敢死队上战场。”
“你问松山战役取胜的关键在哪里?我看除了中国官兵打得勇敢和美国飞机支援外,战术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是李弥及时调整战术,第二是使用火焰喷射器,第三是爆破子高地成功。”
陈先生伤愈后升任团长,后任少将师长,一九四九年在广州率部起义。现为昆明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昆明文史资料》编辑部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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