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飞虎队（上）
本文作者格哈特·纽曼是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来到中国，在陈纳德飞虎队中工作，以亲身经历叙述了抗日战争中美联合对日空中作战的一些情况，可供参阅。本文摘译自美国纽约威廉莫洛出版公司1984年版《德国佬赫尔曼》（Hhema
the Germam）一书。
在昆明，一个阳光明媚的寒冷早晨，我的邻居查理·李·陈纳德正要乘他的旧福特车外出时，我刚离开宿舍向汽车修理厂走去。他喊住了我。“你听说日本空军在珍珠港袭击美国舰队的新闻了吗？”我没有听说过，也不知道珍珠港在什么地方。陈纳德简短地告诉我，12月7日早晨在夏威夷发生的事情。他还证实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即美国人在缅甸驾驶三个驱逐机中队，其中的一个中队将在几天内飞抵昆明，而且他本人是这支联合队伍的指挥官。三个美国驱逐机中队全是志愿人员。自1941年以来，在仰光北面按照陈纳德上校制订的规范进行了紧张的再培训。缅甸中央飞机制造公司当时仍在装配为中队使用的寇蒂斯－莱特P－40“战斧”战斗机。由252名士兵和2名护士组成第一支“中国空军的美国志愿队”。
陈纳德问我是否愿意放弃我的汽车修理厂，而加入他的前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和机械师队伍。“行，我参加。”我把汽车修理厂转让给了一个德国难民。他是两个月前与我合办修理厂的，又把那个漂亮的绿色敞蓬汽车还给了李厅长，并且首批来到中国的两个中队的美国军事人员一起住进了1号宿舍。他们给我取了一个“赫乐意轻”的绰号。在整个第二次大战期间他们一直叫我“德国佬赫尔曼”。
珍珠港事件后，昆明居民的生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为了保护这个城市不遭空袭，1941年12月中旬，美军到达昆明。在昆明的首次空战中，美战斗机在空中等待着日军的到来，十架没有战斗机护航的惊骇的日本轰炸机全部被击落。五天以后，日军再次进行空袭，遭受了惨重的损失。那是一年中昆明的最后一次空袭。
1942年3月，仰光沦陷到日本陆军手中之前不久，三个美军志愿飞行中队中的最后一个中队（在敌人的偷袭中或事故中已损失了一些人员和飞机）从缅甸转移到中国。他们沿着东部和南部战线分散驻扎，每个飞行中队都经常在各个基地之间转场，以防止日军对中国任何一个地方进行袭击而不遭受损失。我们的飞机在螺旋桨后的螺毂罩上画上了鲨鱼的牙齿，一只飞行的考虑伸展蓝色的小翅膀正跳过象征胜利的“V”形字母，作为飞虎队的标志。在中国的美国飞虎队成员很快成为英雄人物，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损失与击落敌机的比例为1∶7，而且还因为1942年初盟军损失沉重，处境不佳，迫切需要鼓舞从心的战斗新闻。
日本人很快认识到空战不再是单方面可以取胜的事情，他们必须要具有数量上的优势才能袭击我们的基地。自从1941年12月在昆明上空受挫之后，日本轰炸机在白天击美军空军基地时，总是由零式战斗护航。与他们的轻轰炸机相比，零式战斗机优越行多。这种飞机装备了两挺7．7毫米口径的机关枪，它可穿过螺桨射击，在机翼上装有两门20毫米的机关炮。
到1942年年中，日本空军已把飞虎队视为“劲敌”。日方的一架飞机在桂林机场上空撒下传单：“我们，帝国军队的飞行员，与你们，飞虎队的飞行员，6月28日下午3时在桂林上空决战。”除了熟悉日本人的查理·陈纳德外，我们都认为这是一个诡计或圈套。他命令从另一个基地调一个中队增援已在桂林的飞行中队。6月28日，4架P－40战斗机被派往西南方向上空，并命令在这个“约会”的前十分钟，在高空隐蔽盘旋。两个中队剩下的26架P－40战斗机等待在机场跑道的尽头，将屐机预热空转。陈纳德发出命令，要他们在午后两点三刻起飞。非常准时，在3点前一点儿，我们清晰地听出零式战斗机飞行大队的嗡嗡声。地面电台警告在高空盘旋的4架我方飞机：“帝国挑战者的60架飞机正向我方飞来”。仅一分钟之后，我们的24架P－40战斗机命令不必被日机数量上的优势而胆怯，并且也不必为突然从激战中摆脱出来而感到羞愧。当时我们猜想（但并不知道），零式战斗机不能很快俯冲。十分钟后，双方的燃料已所剩无几，敌方飞机已撤退了。他们遗弃了14架飞机和14名飞行员，我方四人不得不跳伞，但无一人失踪或受伤。
1942年5月传说美国志愿兵大队不久要解散并且正规的陆军航空队将代替我们。陈纳德被推荐重返指挥在中国的美国空军。罗斯福总统给他连升四级、晋升为准将，他接受了。
陈纳德事先并不告诉我他已经要求得到陆军部长史汀生的批准，在美国志愿兵大队解散的时候，把我的名字加入美国空军。1942年7月4日的一个晚上，在桂林兵营中，我，一个德国公民，还是作为一个空军中士宣誓加入美国空军。我在美国空军第76战斗机中队以总工程师的身份开始。第76战斗机中队是组成第23战斗机大队的三个中队中的一个，这个大队是由39名飞虎队的官兵所组成。
日军攻占滇缅公路西端这后，这条公路交通中断。1942年中国就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只有从鳊东部阿萨姆运进货物。此航线要飞越两万英尺（6,096米）盖满积雪的山峰，期间还有许多不曾测量过击高于二万三千英尺（7
010米）的山峰，有许多飞机和它们的机组人员由阿萨姆起飞前往中国后，从此下落下明。
装配零式战斗机
1942年10月的一天，陈纳德将军叫我去，对我说：“纽曼，我们得到一架零式战斗机，它是中国农民在海南岛对岸日军的占领的海滩上搞到的，相当完好。已把飞机拆散运往内地，可能许多零件已损坏或丢失。幸好我们在过去九个月里打下了许多零式战斗机，残骸中必定有零件。看能否将它拼凑成一架飞机，用它试飞，并且与我们自己的飞机对阵比武？把这些该死的飞机修复到使用状态对美国至关重要！只有你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完全不知所措，“谢谢，是，长官！”
陈纳德交给我一张中英文对照的单面通行证，上面已贴有我的照片和他的签名，仅需按我的拇指印。这张通行证给我对任何事情的最高的优先权，如我所需要的交通工具、审问或拘留日本战俘的权利或中国官方的协助。
没有图纸和使用手册，要装配零式战斗机对任何工程师都是一种考验。据说有六名中国机械师正在存放零式飞机残骸的地点等我。这项被列为机密的项目是在树木中进行的，工地离战斗机着陆跑道只有几英尺，与日军防线靠是很近。当然在那里既没有机库也没有电力，我们必须全部用楹手、手摇钻、各种铆钉和铁锤进行工作，同时用炭火对螺旋桨加热并将它校直。
我们把机身同两个机翼放在三个55加仑的空汽油桶上。从其它零式战斗机上拆下来的部件马上就能看出，这些飞机还没有进行批生产。这对我们的情报工作是一个重要消息。我们找不到原来的轮胎，中国农民已将这些轮胎割下来做鞋底用了。因此只限用古老的美国鹰式双翼机的轮胎来代替。用来蒙盖零式飞机副翼、方向舵和和升降舵的日本纺织品已被改做衣服,所以我们只好用中国的丝绸来蒙盖，再涂上几层漆。过了两个月，我用密码电报告诉总部零式战斗机可以飞行了。我们急于将飞机飞离附近的日军防线，回到桂林我们自己的有良好设备的战斗机基地。
第三天早晨，一架B－25轰炸机在应急的短跑道上着陆，机上载来约翰·艾利森少校，由他第一个驾驶“我们的”零式战斗机首次飞行。他是第一流的飞行员，也是在中国最早成为美国陆军航空队王牌驾驶员之一。在我把飞机滑行到碎石铺的跑道尽头之前，我站在零式战斗机机翼上，俯身指给艾利森少校看驾驶舱内发动机和飞行窑设备的位置，告诉他如何看懂日本仪表。然后我将驾驶座位让给艾利森少校，并他好运气。在这条应急跑道上我们不想浪费一分钟，经常害怕日本轰炸机出现，使我们的努力付之东流。
我快速跑向B－25飞机，它的两个发动机始终在运转，爬上它可收缩的梯子，爬进有机玻璃尾架位置，我俯卧在那里，准备好照相机。我们起飞了，在零式战斗机上空低空盘旋，我看到它的螺旋桨没有转动。我们的B－25飞机必须再次着陆。我急忙跑向少校，并对他更详细地讲解应搬动哪一根操纵杆才能防止零式战斗机的发动机再次停止工作。
在两名中国机械师的帮助下，我再次起动零式飞机。我建议少校快速飞到我们前面，然后再“低空慢速”飞向桂林的我们的空军基地。这样，我们的轰炸机能追上或超过它。我想拍摄这架战利品飞机在飞行中的近照，然后赶在零式飞机前面在桂林着陆。艾利森少校必须以低速飞越机场上空，这样我可以面容起落架“放下”状态，如果没有问题，我将给他发出预选规定的着陆信号。
当艾利森打开油门准备起飞时，发动机保持着工作。我感到肌肉紧张。接着，看到零式飞机腾空起飞又多么激动啊！我向上帝祈祷一切交好运。
我们的零式战斗机飞到桂林的消息传开了。几百名美国兵排列在跑道两旁。陈纳德将军在场，总统特使赫尔利也在场。在我们上空，四架P－40在高空盘旋警戒。得到同意后我们的B-25飞机比零式飞机先着陆。当艾利森低空低空低速飞过机场时，这架飞机对我来说看起来很神气。当艾利森低空低速飞过机场时，从群掌声雷动。放下的起落架看起来也很好，我便挥动着旗准许着陆。
艾利森少校以每小时60英里（96．5公里）的速度接近跑道。但是右边的起落架发生故障，于是他决定用单轮着陆。他用左起落架着陆，同时右机翼翼尖碰碰在碎石跑道上。飞机轴转动着，左面起落架折断了。机身、机翼和螺旋桨扭曲了。装满75加仑燃料的腹部油箱撞成碎片。令人惊奇的是艾利森少校没有受伤，并且当100辛烷的汽油洒在碎石跑道上，飞机滑行停止时仅引起一股轻烟，但飞机没有爆炸起火。
当灰尘散去后，陈纳德将军、艾利森少校和我一起检查残骸，不到一分钟我了不幸事故产生的原因：起飞时，螺旋桨吹起的一粒细小的碎厂进入右起落架的机械装置中，卡死右起落架。陈纳德将军立刻命令把损坏的飞机运离跑道并加以伪装。那么下一个命令该是什么呢？命令我再次修复零式飞机。我从未期望过这样的信任。
我从来没有这样努力的工作过，每天工作那么多小时。我们非常需要零式战斗机的性能数据，并依据它来制定作战战术。
在工作即将完成时，我累病了，并发了斑疹伤寒、疟疾和黄疸病。附近没有美国医生。派来了一架C－47运输机，带着医生、护士和牧师（！），陪伴我飞往昆明的基地医院。大约过了三个星期，我准备出院回去。
我穿着一件毛里的飞行服，裹在毯子里，躺在零式飞机旁边的行军床上指挥工作。经过两周的紧张修复，又要准备飞行了。这次是从桂林飞往昆明的航空队总部。飞行员是我所属中队的队长马奥尼少校。我们同意中队的队长马奥尼少校。我们同意让轮子处于“放下锁住”位置，确信另一次起落架事故是绝对还会发生的。450英里（724公里）的航程毫不困难地完成了。
接着，把所有在中国能飞的飞机和零式战斗机作了比较。1943年5月15日之前，完成所有评定性能的飞行。驻守华盛顿的美国航空队总部下令将零式飞机运回美国。首先在各个城市飞行并推销战时公债，然后把它交给俄亥俄州代顿市车内技术情报机关研究。
陈纳德将军折电报给我，要我在加尔各答医院休息一个月，这是我几年来第一次休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