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飞虎队（下）
本文作者格哈特·纽曼是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来到中国，在陈纳德飞虎队中工作，以亲身经历叙述了中美联合对日空战的一些情况。本文第一部分分刊登在我刊5月号上，介绍1942年陈纳德飞虎队在昆明的战况，地勤维护和修复战利品－－日本零式战斗机的艰苦生活。本文摘译自美国纽约威谦莫洛出版公司1984年版《德国佬赫尔曼》（Hermam
the beuman)一书。
目标－－台湾
我在加尔各答养病期间，享受到有床招待的真正医院的病床、热水淋浴和美味的军队伙食。但是，一个人有那么多时间仅用于休息和娱乐，开始还过得去，后来我就厌烦了。结束医院的帐，我就搭乘飞机去中国等待分配任务。我离开飞行中队的时候，很多成员已返回美国，现在我不得不训练一批新入伍的士兵，培养他们学会在实战条件下维护战斗机。
1943年底，中国南方的雨季迫使我们把第76战斗机中队转移到衡阳的北面。在感恩节的前两天，事先未接到通知，我和我的一部份机组成员就秘密飞到遂川，这是美国飞机在中国的最东南边的机场，它衡阳东面大约120英里（193公里）的地方。去年，中国工人已经能够建造临时的机场跑道。用稻草伪装起来的数百个55加仑燃料桶已经利用水牛拉着的双轮木车通过敌军前沿阵地，这个重要秘密行动显然是很成功的。不管是敌人还是我们自己，都不了解陈纳德将军的计划。
第二天傍晚，15架旧式寇蒂斯P－40战斗机在20只手持导航灯的导航下，降落在笔直的砂砾跑道上。半小时以后，18架最新的、速度较快、航程较长的美国北美飞机公司制造的P－51型“野马”式战斗机和洛克希德公司制造的P－38型“闪电式”战斗机出现了。随后几分钟内，一个中队的B－25轰炸机也在遂川降落。轰炸机飞行员带来了黄色水上救生服。这是为什么？我和全体飞行员都不知道。希尔是指挥官，他是原飞虎队成员，同时也是飞行员中的杰出人才。
次日，1943年感恩节的清晨，我们的P－40飞机离开临时机场向北飞行，来迷惑那些可能向日本情报机关报告关于遂川事态发展的人。三十分钟后，所有的P－51、P-38和B－25型飞机以排列紧密的队形向东南方向台湾海峡飞去。直到这时才告诉我们任务的内容，同时我们才明白轰炸机飞行员为什么要携带水上救生服。
这是一次远距飞行，所以必须选择最短的航线以节省燃料，同时也是为了有可能返回遂川。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流逝，我们只有干着急。禁止使用电通信，我们无法得到突击队的情况。这些年来，美国的侦察机已向陈纳德将军提供了许多照片，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在台湾机场上停放着大量日本的战斗机和轰炸机。日本人知道台湾是在P－40飞机的战斗半径之外，所以没考虑抵制美国轰炸机的袭击，这是日本使用台湾这个“完全”的岛屿的原因。因为台湾是日本飞机飞往南太平洋诸岛的中继站，因此它具有极好的跑道和完善的飞行服务设施。
我们对战斗机和处机的飞行时间曾作了周密的安排，因此相互间不会干扰。他们必须以很短的间隔时间，准确地目标上空。由于所带燃料不足，绝对不允许发生任何混乱。
完全符合侦察机提供的情报，我们的飞行员发现日本的战斗机和轰炸机的机场跑道的两侧整齐地排成两行。我们的P-51、P－38和B－25飞机贴着中国稻田和台湾海峡低飞，使日本的防御雷达系统毫无察觉，出其不意地袭击，百分之百地成功！仅有七架零式飞机在最后时刻起飞，但在他们还未收起起落架之前就被击落了。
飞机从遂川起飞后3个半小时，在地平线上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黑点。当飞机在我们的临时机场着陆时，我们激动地在给他们计数，全部安全返航。
当我们返回大本营时，对于1943年感恩节是太晚了。我们喜出望外地接到了陈纳德将军发来的电报：“感谢大家，供应感恩节的火鸡将晚一天到”。他已经命令一架装载着火鸡的C－47运输机从印度飞往我们在中国的衡阳基地，实现了请每个到过遂川的人吃火鸡的诺言。
秘密代理人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从中国士兵那儿学会了很多中国话，相处中我完全有能力与他们随意交谈。，我应邀借调到空军地勤部队资源技术组。它是战时中央情报局战略情报办公室的一个下属单位。在连续的（乱码）。
有一次，一名海军上校和我头顶斗笠，肩上挑着一付竹扁担，扁担两端挂着两个晃荡的蒲包。我们俩在又窄又滑的稻田田埂上走了好几天，能找到什么就吃什么，在农民家里睡觉。在我们周围经常有穿着黑衣服，配带德国盒子枪的中国游击队员保护着我们。
我们的任务之一是通过无线电来引导飞机攻击日军。在我们的吉普车藏在能够敌军阵地的竹林中，无线电发报机靠手摇发电机供电，所以我们两人中总有一个人要拼命地援它，这个比起侦察任务来更辛苦。通过来自地面的引导，如果我们的空军从上面不能看见目标，也能准确地知道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可以空投杀伤或爆破的炸弹。
当我们完成任务返回部队时，美军留守人员正在烧毁桂林的主要基地，摧毁供应站、营房和两条跑道，很显然，日军已决心要消灭在中国的美国空军，他们始终把这个部队看成是他们的眼中钉。
1944年10日中旬，陈纳德将军从昆明的空军总部打来电报，命令我忙尽快向他汇报。季风季节刚刚开始，在中国东部地区不可能飞行。战略情报处的一位上尉与我同行，征用了一辆稀有的撤退用的吉普车，他和我以平均每小时15英里的速度在泥泞的的、没有任何铺垫的公路上行驶了550英里（885公里）。我们轮流开车，日夜兼程。在路上我们吃的是冰冷的低级口粮。当我们到达第14航空队总部时，又饿又累，而且没有刮过胡子。
我立即被领进了将军办公室，陈纳德将军如我到他的总部，倾听我在东部前线的最新观察报告情报处处长报告情况。,由于我处理的都是机密材料，所以陈纳德要使我得到战地委任，获得军官资格。
几番问答之后，陈纳德将军按铃叫助手：“这是纽曼上士。”陈纳德说：“我要他马上去华盛顿，向战略情报处处长多诺万将军汇报情况，请给他办好旅行文件。”
“将军，我认识纽曼上士。”他有些犹豫，然后以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有过纽曼的美国之行可能是不合法的，先生……。”
“就是让我不佥地进入美国又有什么不对？”将军火早三丈，拳头狠狠地砸在桌子上，以致茶杯里的水都泼了出来。他命令助手不理睬什么法令，立即打字，为我办好支华盛顿的旅行手续，注明“由美国陆军第十四空军指挥上将派出，执行秘密的口头汇报任务。”
“把打好的命令送到这里来，”将军催促助手：“纽曼等逢要呢！”等他的助手走了以后，将军向我眨眨眼睛，说道：“全办妥了，你就搭下班飞机快离开这里，在那些蠢文人制造更多的麻烦之前离开。”
我乘座的寇蒂斯“突击兵”式C－46飞机是一架运送锡和黑钨矿到缅甸去的运输机，在缅甸把运送的货物卸下。机组乘员警告我说：在21000英尺（6400米）的高空，飞机将只能提供给我呼吸所必须的最少氧气量，以便我们在没有加压的机舱里生存两个半小时。并且提醒我，在飞行过程中可能推动知觉，对些要有准备。他们让我穿上毛里子的飞行服，并让我躺在金属块上。
飞机起飞之后，我坐起来看了昆明一眼，遥望那可爱的滇池，周围的群山和稻田，接着我就推动了知觉。当我苏醒过来时，潮湿的森林空气涌进了机舱。包着头巾的印度工人已开了宽敞的机门，并凝视着我。在过去三小时已飞越驼峰，我们在阿萨姆的丁沾着陆。一小时之后，我改乘了另一架寇蒂斯C－64运输机。它飞往北非大西洋海岸上的卡萨布兰卡，沿途经过亚格拉、卡拉其、开办和突尼斯。
1944年10月26日上午6点半，我们的飞机到达了纽约拉瓜迪亚机场。我一到华盛顿，立即约见了著名的多诺万将军。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获得美国国会荣誉勋章。这位美国战略情报处处长，友好地、和霭地站在办公室门口迎接了我。
在我第一次拜访多诺万将军六个星期之后，再一次见到了他。他告诉我一个坏消息，不管国防部有识之士如何努力，仍然不能象陈纳将军申请那样提升我为美国军官。因为从法律上产，我仍然不能象陈纳德将军申请那样提升是为美国军官。因为从法律上说，我仍然是他们的敌人同盟的公民。多诺万将军表示他还要继续努力，“即使要取得国会的法令！”我捻了，但这是现实。我只好写信给陈纳德将军，要求他把我调回中国。
国会法令
1945年5月的一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华盛顿的电报：“今天，国会提出公民身份法，祝贺你俩克拉雷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简直是喜出望外。多诺万将军竟然说服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纽约国会众议院议员安德鲁斯提出一项法案，来解决我所处的特殊情况下的国籍要求。
“战争结束了”“日本投降了！”
1945年8月18日，我告别了中国－－我的第二故乡。我的名字被列在美国第十四空军首批返美的名单中。靠近卡拉其港，竖起一座供给数千名美军使用帐篷城。高音喇叭在二十四小时中不停地宣布搭乘第一艘战舰回国的人员军衔、姓名和番号。这艘“胜利”号船已经到它能运载5000名士兵和200名护士。
二十三天以后，我们一直等待的时刻到来了。在天将破晓之前，大家都起了床，走到甲板上去看纽约港的入口处。在我们这条船的两侧，分别悬挂着两条红色，金色相间的杠幅，上面写着“首批从中国－缅甸－印度回国的战士”。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纽曼进了通用电器公司，并担任了聚资数十亿美元的喷气式发动机集团的负责人，现在他已经退休了，居住在马萨诸塞州的斯威普斯科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