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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四二年的头几个月里，失败的气氛笼罩着华盛顿和伦敦，东京却沉浸在一片狂欢之中。日本每取得一次新的胜利，市民们就排着长队，挥动着旗子，踏着冬雪，来到皇宫的城门前举行庆祝大会。大东亚共荣圈正在异常迅速地确立，似乎显示了帝国军事力量的不可战胜。他们狂飚式的武力征服，为日本赢得了一个广袤万里的帝国，这个帝国有着丰富的食粮、原料和潜在的市场。世界上很大一部分的稻米生产，地球上多半的天然橡胶，四分之三的锡矿和很大一部分不可缺少的石油资源，现在都可以用来满足日本工业和这个工业为之服务的、胜利的战争机器的贪婪胃口。
耐人寻味的是，东京军方把持的政府只限于制订“第一作战阶段”的战略计划，这个阶段只安排了征服东南亚的时间表。这个目标已经很快地实现了，胜利的速度和规模使日本领导人滋长了自满和过分自信的情绪。这种情绪后来被称作“胜利病”；它的症状很快就在确定战略目标时显露出来，这个国家的军事、工业和行政管理能力远远达不到这些目标。
帝国参谋本部面临着两个根本问题：第一，如何牢牢守住他们的极为分散的帝国，同时迅速地与美国求得和平解决。第二，如何安抚和管理他们业已征服的领土，以便利用现成的人力和原料，加强日本的军事力量。“胜利的果实很快就要掉到我们的嘴里，”裕仁天皇在一九四二年三月九日预见性地对他的内务大臣木户侯爵说。那一天是他的四十二岁生日，是预定的“第一作战阶段”结束的日期，日军以占领仰光纪念了这个日子，在此之前四十八小时，爪岛上的最后一批盟军部队投降了。
保卫一个新的分散的帝国，同时着手开发这个帝国，以便消化经济“胜利果实”，已经成为日本人关心的主要战略和行政问题。但是，东京缺乏被它撵走的欧洲列强的殖民经验和行政管理能力，犯了利用皇军强制推行同样严厉的军事统治的错误，这种统治已经使满洲和大陆中国的人民疏远了日本。日本宣称它为亚洲人解放了亚洲，对这种说法本来抱有同情的人很快就遇到了占领军的铁拳头。在仰光，日本兵的骄横使那些留下来欢迎向往中的“解放者”的市民，们感到非常沮丧，日本兵追逐妇女，“到处打骂缅甸人，强迫他们做拖木头、，担水的活儿。”为了共同驱走正在撤退的英军而成立的主万“缅甸解放军”，终将掉转枪口对准新的统治者，从监狱中释放出来领导爪哇傀儡政府的革命领袖艾哈迈德·苏加诺也将如此。
在菲律宾，由亲日派人物若斯·洛雷尔（他的儿子正在巴丹同美国人并肩战斗）领导的行政委员会保证忠于本间将军。他希望以此平息广大人民的怒气，但是，同其他由日本人扶持起来的傀儡政权一样，在亚洲新秩序的范围内允许成立的“独立政府”，终究只不过是发布皇军命令的橡皮图章而已。
实际上这是实施严厉的军事管制法的占领。太阳袖章必须佩戴，见了日本兵必须鞠躬，夜里走路不带提灯的人格杀勿论，西方电影和文学作品统统取缔，学校课程日本化。日历也换了，一九四二年变成从第一代日本天皇登基时算起鸥二OO二年。为了全部消除西方的影响，宪兵队的特别支队象东方的责世太保一样进行活动，根除那些为老殖民政府服务过或者对西方表现出同情的人。华人受到了特别残酷的待遇，因为多数日本兵憎恶对大陆中国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战争。仅在新加坡，就有七万华人被兜捕和审问，五千华人被监禁，多数仅仅是因为皮肤上刺有花纹；许多华人被当多作桥刺刀的活靶子，骇人听闻地遭到处决。
对于新征服的领土上落入日本人手中的五十万欧洲乎民－其中有许多是妇女和儿童—来说，尔后的三年是被野蛮监禁和横遭剥夺的三年。许多人还没有到达人满为患的监狱和拘禁营地就断送了性命，幸存者常常沿着丛林小道跋涉数百英里，然后象牲口一样地被关在这些监狱和拘禁营地里。巴厘巴板的所有白人都被杀死，以示对他们破坏石油设施的惩罚。英国外交大臣抗议香港居民遭受的残酷暴行，日本人肆无忌惮地奸污和屠杀年轻姑娘乃至尼姑，使香港的国际观察家毛骨惊然。爪哇和苏门答腊的荷兰人受到惨重的迫害；在菲律宾，三千多名美国平民被关在马尼拉郊区圣托马斯大学校园的有刺铁丝网里，又挤又脏地住了三年，既缺食物，又缺医疗。
日本人无视俘虏的生命，对战俘极不人道。帝国军人是用武士道—中世纪武士阶级遵守的道德规范，集严格的禁欲主义和大乘佛教的人我否定于一体－的严格纪律训练出来的，练就了要为天皇死战的性格。万一战死，就会为他的家属带来荣誉，本人的灵魂也得到自我拯救，军人训导手册明确规定：“己住这样一条：当俘虏不仅意味着自己身败名裂，而且意味着父母妻小永世不能抬头。最后一颗子弹无论如何要为自己保留着。”对于一个日本军人来说，当俘串远不如死去的好。谁当俘虏，他实际上就不复存在——他的名字从他的乡村或城镇的花名册中除去。日本人就是这样地变成了宁死不降的盲信武士。这样的条件作用使普通的军人丝毫不理解西方的道德观念，他把所有的战俘视作只能蔑视并象奴隶一样地对待的下贱货。
在一九四二年头几个月里投降的十五万盟军战俘，经历了奴役、肌饿、疾病和死亡的漫长岁月。日本外相东乡茂德曾经保证他的国家将遵守一九二九年日内瓦公约，这个公约提出了国际公认的俘虏待遇条件，然而，日本国会从未批准这个条约。虔于东京政府没有制订任何行动准则，处理俘虏只由当地军事指挥官酌情决定。他们是严格根据武士道而不是根据日内瓦公约来处理战俘的。日军自己的士兵经常缺乏食物，三百个战俘营里的俘虏只好挨饿了。日本公然违反西方国家公认的准则，强迫多数战俘从事异常沉重的体力劳动。许多人被秘密送往满洲的煤矿和硫黄矿，另外一些人在疟疾流行的浓密丛林里修筑公路和铁路，还有少数人被送进特殊医疗试验营，供作动物试验之用。被日本人俘虏的人，绝大部分未能活下来，不是死于饥饿、流行病，就是死于看守指挥官的残酷虐待—许多看守指挥官在一九四五年以后作为战犯接受审判和被处决。
日本政府对所谓共荣圈的赤裸裸的经济剥削，同日本军方的残酷暴行不相上下。“我们没有任何限制，他们是敌方的人。我们可以抓捕他们，为所欲为，”这就是三月十四日日本军方和企业家在东京举行的联络会议制订的基本政策，贪婪地掠夺东南亚的资源和原料，是为了满足日本制造商尤其是强大的“财阀”的利益，这些“财阀”现在派出代理人掠夺新的领土，授予他们这种特许权的是给工业界下达的指示：“目前南部地区将是原料来源地和我们的制造品市场。必须采取措施阻止这个地区的工业发展。工资必须尽可能压低。”为了榨取所有的外国资产并监督采用新货币，成立了南部地区开发银行。新货币表面上是日元，但是根据东京作出的秘密决定，日元得不到日本储备的支持。新钞票象雪片一样地印了出来，加剧了由于日军征用了所有的食品供应而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整个东南亚就象“满洲国”和朝鲜那样，沦为日本的经济殖民地。根据东京的命令，工资削减了一半；传统的农业方式被推翻，日本给每个地区强制规定定额，削减稻米生产，以便种植更多的棉花，满足战争的需要。日本人急不可待地掠夺东南亚的石油和原料储备，破坏了整个地区的交通网。他们强征庞大的商业船队为军方服务，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贸易变成了只图日本致富的单行线交通。
远东的正常贸易往来被迅速破坏。仰光码头上的稻米发霉腐烂，马来亚人却在挨饿，“你们是在东京街头悬起人头吗？”新加坡的一位女招待就那些盗窃皇军粮仓的人被抓住后受到野蛮惩罚的问题质问一名日本记者。“高傲自负的英国人走了，粗鄙卑劣的日本人来了。”这就是同一个日本记者在走进拉弗尔斯饭店时的悲哀想法，这个饭店已经改名为昭南饭店，只接待日本同胞，日本人的殖民统治更加今人不堪忍受，因为这是亚洲人对亚洲人的统治。由于实行了严格的配给制，食品供应减少了，本来总是被营养不良和流行性疾病所折磨的国家，营养更加不良，疾病更加流行，对新的统治者的憎恨迅速传播开来。东南亚被日本占领后的六个月中，经济普遍衰败，在东京“新秩序”的严厉统治下的各国人民，仇恨满腔地咒骂“共荣圈”是“共穷圈”。
正如短视的日本官僚和冥顽的日本军队不能胜任有效管理东南亚的任务一样，日本军事领导人也未能解决如何防守新帝国的漫长的太平洋环形防线的战略难题。
摘自《太平洋战争 1941-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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